藝術作為多物種活力

2020年的《論點》欄目探索我們的文化和社會政治體系與氣候變化的關係，以及藝術行業可以採取的行動。在今期雜誌中，我們邀請鄭波討論非人類中心藝術和種間合作的重要性。

冠狀病毒病（Covid-19） 疫情已實現了無數人類環保活動者自1970年4月22日首次慶祝世界地球日50年以來未能做到的事情。工廠被關閉，航班被取消，人們都留在家裡，照料花園，並在可能的情況下遠足。我們許多人都得出相同的結論：少做一些是可以的。

病毒教給我們的悲慘教訓之一是我們無法繼續生活在我們擁有這個星球的幻想中。我們並不擁有它。我們僅佔地球總生物質的0.01％。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都必須與其它物種合作，包括解決氣候危機和全球生態崩潰。這也要求我們找出藝術的新定義。

我在七年前開始將植物采納於我的工作中。采訪者經常問我為什麼會決定從社會創作轉型到生態創作。事實是，這並不是我的決定。2013年的夏天，上海水泥廠舊址上的一片充滿活力的雜草（現稱為西岸藝術中心）喚醒了我。植物，昆蟲，和土壤呼籲我去採取行動並宣稱該場地為我的藝術品，以防這地點被鏟平和重鋪成一個只屬於人類音樂會的廣場。

從此之後，我在每項藝術計劃中只聲稱一半的功勞。另一半則屬於植物和朋友們。它們雕刻和玩耍。我生活和呼吸。

在藝術界中，我們許多人早已放棄了十六世紀作家喬爾喬·瓦薩里（Giorgio Vasari）發明的「天才」形象。現在正是邁出下一步的時候：放棄藝術創作中的創造論的神話。我們不是由上帝創造的，我們也不像上帝般創作。沒有樹木，蜘蛛，和鯨魚，我們永遠無法創作藝術品。我們都受到圖案，故事，和思想的啟發，而這些都源自於這個星球上複雜而美麗的生活網絡。

2016年，一位植物學家帶我到台北邊緣的一片森林裏。像他這樣的科學家都在那裏研究蕨類植物。從那時起，我每年都會去那裏拍一部生態性愛短篇電影。我期待著這項一年一度的儀式，因為森林中的空氣是如此令人振奮。我們通常在清晨時半醒著上山。一旦進入森林，在這片由氧氣和芬多精組成的海洋中沐浴時，我們身心的敏捷性和注意力就會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植物向我們揭示了三維空間的最大潛力。巨大的鳥巢蕨棲息於樹枝上。微小的苔蘚覆蓋著岩石。這裏的光充滿戲劇性，這裏的聲音豐富，這裏的香氣濃烈。這個組合具有獨特的風格，但它也在不斷變化著。這片森林比我能創作的任何藝術品都要好，也比我見過的任何展覽都要好。

這一系列的生態性愛電影「蕨戀」描繪了當地蕨類植物和當地男性之間的親密接觸。我不知道我是怎麼想到這個主意的。我記得在製作第一集之前，我很難向其他人去解釋它。去年我偶然發現了由生態學家Colin Bower在澳洲新南威爾士州拍攝的YouTube視頻。當中展示了一種黃蜂── Lissopimpla excelsa，被蘭花色誘的黃蜂──熱情地以私處磨蹭一朵舌蘭。我想：「哇！這就像我的電影！」或者，更準確地說，我的電影就像這個被科學家稱為「擬交配」的塵世奇觀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動物和植物都糾纏在種間性行為中。事實證明，我整個藝術家生涯中最「富想像力」的想法絕非原創。我只是跟隨著蘭花和黃蜂。我們不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是站在數十億年的進化中。

縱使我們被鮮花和昆蟲領先一步，但這並不代表我們應該隨之放棄。我最近從閱讀哲學家Roger Ames和David Hall的著作中學到，道教名詞「無為」不應翻譯為「沒有行動」或「非行動，」而是在一個人的影響力範圍內「符合事物的（去）聚焦……之非強制性行動。」保育科學家已經證實了明智的人類參與可以促進生物多樣性。2019年的一項研究結論所得：澳洲，巴西，和加拿大的土著社群管理區域與自然保護區具有相近的脊椎生物多樣性水平。這取決於我們是否與行星花園中的其它生物合作，或是一直剝削它們，直到我們同歸於盡於資本主義的市場。此刻，是時候將藝術重新定義為非人類獨有的「創造」，一種一萬種生命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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