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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真笨！
王伊芙苓韜程
我正在看芝加哥超現實主義藝術家Gertrude Abercrombie於1941年創作的《Self-Portrait of My Sister》。 畫中的女人五官分明，脖子細長，她的目光投射在畫框之外的未知地平線上。她那雙明亮的藍色眼睛與她的裙子、衣領和帽子的綠色和藍色遙相呼應，帽子上裝飾着深紫色的葡萄和一個開瓶器。她的嘴唇緊抿着，她的臉龐呈現出嚴厲、肅穆的表情，與她右手擁抱左手腕的俏皮姿態形成微妙的對比。 有趣的是，畫家是個獨生女。 她用了自畫像創造另一個自我，究竟，這個想像中的妹妹是否比自己更聰明、更漂亮、更刻薄、更真實呢？ 在畫家的記錄中，她將這幅畫稱為 「理想的藝術家肖像」，並指出：「我畫的總是我自己，但實際上又不是，因為我看起來並不那麼好，也不那麼可愛。」這幅畫讓我想起了王伊芙苓韜程，以及王伊芙苓韜程所設想的所有其他可能的伊芙苓。
伊芙苓的作品涉及到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假若我們是虛構的呢？ 恰好，伊芙苓邀請了我來參觀「讀後感」——她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協會舉辦的最新個展。因為我不能親臨美術館，她便以虛擬（或是虛構）的方式來為我導覽。展覽形似一個診所。這讓我想，究竟我將會被治療、治癒，還是改變呢？ 當伊芙苓開始介紹時，我被她的裝束吸引，而同時，對自己感到不滿。 伊芙苓打扮得一絲不苟，她穿着黑色長褲和優雅的棕色皮鞋，給人一種男性化的感覺。方形剪裁的雙排扣斜紋軟呢外套、黑色背心和整齊扣着的白色襯衣完美地構成了這一身講究的裝扮。 她的妝容乾淨、低調。 最重要的是，她頭上斜戴着一頂大小適中的黑色帽子；帽子上別了一朵粉色的假花，顏色與診所牆壁上的胭脂色大圓圈相呼應。 而我則穿着運動褲和一件看起來相當糟糕的阿迪達斯毛衣，沒有穿鞋子。 我真的準備好入住這家診所了。 聽好！ 伊夫林開始介紹展覽。「現在我想走開一會兒，但我相信你的眼睛會跟隨我的腳步。我想給你一個真正舒適和特別的夜晚。 」 讓我們開始吧。
伊芙苓向我介紹了診所的永久居民：七件巨大的「老婆婆 」內衣，洗淨熨平，垂掛在洗衣架上。 你也可以把它們當作裙子來穿，它們可以遮住你的頭，非常方便。 正如伊芙苓所解釋的那樣，「你的身體完全變成了一個物體，盲目的物體。」 然後，她望向旁邊的一幅畫，這幅畫基於她在阿姆斯特丹Artdeco桑拿房的記憶，桑拿房裏，老婆婆內褲必須脫掉，身體不可再 「盲目」。 「女性的身體比男性更美，不僅是因為男性的身體代表暴力、力量和被佔領的權力，更是因為西方藝術史將其物化。 我的身體沒有吸引的曲線。『什麼是假的，什麼是真的』便是人類及其藝術史的真相。 」
最近似乎也有其他客人入住了診所。這些舊雨新知在歇息、工作，或正如伊芙苓所說，思考 「活在當下」的真意。 我看到畫家Agnes Martin在空間中央躺；作家張愛玲躲在後面黑盒的角落裏；前衛的Ingeborg Bachmann和Silvia Federici躺在長桌上，他們的故事被上方的圖書館冷光燈照亮。 我相信調皮的概念藝術家Ulises Carrion也在某個角落裏閒聊。
在過去的十年裏，伊芙苓在她的繪畫、表演和視頻裝置中扮演了一系列角色，Martin、張愛玲、Bachman和Federici便在其中。 她沒有直接挪用這些通常為酷兒或者女性作者的作品，而是選擇了一種半虛構的引用方式，使用諷刺、機智或荒誕作為策略來處理她和她們之間的空間。 事實上，為了通過敘事的互惠過程來上演身份的永久（再）形成，她把自己對身體政治、藝術勞動、卡夫卡式的移民官僚體制和語言的思考投射到這些人物身上，並且運用到多種語言：中文（她的母語），還有英語、德語、日語和荷蘭語。她的用法於正規稍有偏差，但總是恰到好處，詞語的轉換帶着不同的意味，在翻譯中迷失又發現。
伊芙苓繼續帶我進入 「讀後感」中心的花園。這是一幅錯綜複雜的透視圖，白色牆壁與圓形空間由「白色冰漆」雕刻而成，就像中國的月門或結構主義建築。我環顧四周，發現自己被粉彩、灰白色和灰色的網格抽象所包圍。 這些是伊芙苓對Martin畫作的複製品。當中有的作品靠在花園的拱門上，有的則安裝在診所周圍防腐的牆壁上。在現代主義的廢墟中，我們在牆上一個圓圈的邊緣坐了下來，沉默了幾分鐘。片刻之後，伊芙苓將這些畫作描述為「我們診所的裝飾海報」或「兒童大小的油畫」。它們是治療的一部分，是反思和冥想的空間。
伊芙苓用Martin在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回顧展展覽目錄中的圖片作原材料，顛覆了Martin為人熟知的藝術實踐：她將腦海中只有郵票般小的構圖轉化為草圖，然後將其精確地放大，畫在183 × 183釐米的完美的方形畫布上。 伊芙苓的用意顯得既諷刺又深刻，她將Martin畢生追求的美和寧靜通過精確的數學轉換到商業生產的矩形畫布上。因此，伊芙苓創造了一個環境，讓我們可以追溯Martin對美和自由的願景的記憶。我用懷疑的眼光看着她，她淡然一笑，並引用Martin的話：「我沒有朋友，而你是其中之一。」伊芙苓不止是複製或模仿，而是再一次測量了自己和Martin之間的距離，並允許我們暫居這個空間。這些畫看起來就像書頁或展覽海報，每一幅都在角落裏標有伊芙苓的簽名紅印，以及她所畫的目錄頁的編號、Martin原畫的尺寸、伊芙苓的名字、以及製作年份。 它們讓我想起童年臥室牆上的一張Vincent van Gogh的《The Starry Night》海報。我時常盯着它看，那時我還未踏進過博物館。我迷失在回憶中……伊芙琳已經走了，我也隨她離去。
如果花園是展覽的心臟，那麼創作於2013年的錄像系列《Reflection Paper I-IV》就是展覽的大腦。這些錄像立足於張愛玲的作品，是視覺和語言上的冥想。張愛玲生於上海、獨死在洛杉磯，是位孤芳自賞的文壇叛逆者。她文學作品中的語錄出現在螢幕上，並在高速配音中與伊芙苓的文字融合，既滑稽又淒美。意識流裏，伊芙苓為她的身體、簽證、藝術和政治反思、思考、擔憂、和恐慌。張愛玲的文字在哪裏停，伊芙苓的畫外音在哪裏啟，實是難分難解。「她不是籠中之鳥，她不是籠中之鳥，她不是籠中之鳥。 籠子裏的鳥，籠子裏的鳥，籠子裏的鳥。 當籠子被打開，當籠子被打開，當籠子被打開。 還能飛走，還能飛走，還能飛走。」錄像中，許多文字被直接、或隱喻地形象化。我們看到金色的爛雞蛋被壓在碗裏；一隻鳥的屍體在腐爛；阿姆斯特丹的雨天；色情電影的零碎片段；男性和女性的身體；以及顏色和其所有逃逸的豐富。 再次看到這些佈滿回憶的作品，讓我感到五味雜陳，因為它們代表着我與伊芙苓的首次聯繫。就像所有初戀一樣，它們憂鬱的認真裏，滿是痛苦和一種精緻的輕浮。《Reflection Paper I-IV》和另一個錄像，即伊芙苓與同學Colin Whitaker於2011年在法蘭克福的Städelschule創作的《Park of Washing Scissors》，是少數不為這次展覽而創造的作品。 反而，它們作為檔案闡明了伊芙苓藝術實踐的時間線，並為展覽創造了另一個主角，那位年少、男兒身的伊芙苓，他與張愛玲、Agnes和所有其他人共享舞臺。 如果這是一家診所，這些錄像是回歸精神分析治療。
突然間，我們發現自己來到了公元1889年都靈擁擠的街道上。 德國哲學家尼采正試圖穿過馬路。讓我們面對現實吧，他的心理健康現在此時已經很脆弱了。他自言自語得談論着這個城市無與倫比的意式冰淇淋，卻被鞭子抽打馬匹的聲音分了心。 與此同時，幾米開外，伊芙苓正和她的女友人購買香水、圍巾、鞋子、糖果等必需品。她們觀察那位長小鬍子的怪人靠近被鞭打的馬。那個男人跪下，細聲說：「媽媽，我真笨」，然後沮喪、失語地躺在地上。 伊芙苓的朋友問她： 「你還好嗎？ 」像碰了鬼一樣，伊芙苓靜止不動。她盯着眼前的玻璃碎片，難以置信地道：「⋯⋯我的小鏡子碎了。」 這一天好不應該去都靈啊！ 當我們走過這幅描繪吉祥事件的畫作時，伊芙苓輕聲說：「這就是我想讓那張假海報貼在這裏的原因。沒有人知道我是否真的去了都靈。」她是否真的去了都靈，也許在畫作頂部的文字「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最能體現。這句話是叔本華在1819年出版的重要哲學論文的名字，它的內容談及到我們不可能了解主觀認知之外的世界。
Ingeborg Bachmann，20世紀奧地利最神秘的作家之一，是伊芙苓接下來帶領我參觀的大卷軸畫的主角。 Bachmann認為語言通過語境和主觀性積累意義，沒有一個普遍原則規定語言在不同地方、不同人心裏的意味。 卷軸上，伊芙苓抄錄了一些Bachmann的德語詩，並寫上她的中文翻譯，兩行文字的意思並不相同。 在捲軸的右側、詩的中間，有一些Barnett Newman式的色塊，它們喚起了抽象式的表現主義，又或表現式的是抽象主義（又或是兩者都不是）。 伊芙苓回憶起她2019年在門興格拉德巴赫居住期間的一個故事，經常到一家名叫Konditorei Heinemann的蛋糕店發呆。這是一個快樂的地方，客人可以穿老婆婆內褲，背瓏驤皮包，享受一些咖啡和餡餅。 Konditorei有一種「圖書館的感覺」，捲軸玻璃櫃上面的燈塑造了這種氣氛。 但是，快樂的地方也會發生壞事。 伊芙苓在這裏曾丟失過她的皮包。值得慶幸的是，儘管（或者說因為）德國執法部門龐大的官僚機構，皮包被找回了。 它被送回時附加了一張三頁的表格，伊芙苓把表格拼貼在捲軸上，旁邊貼了皮包送回時在箱子裏的照片。這張照片記錄了皮包裏的個人物品，包括伊芙苓擁有的一本《Bachmann詩集》。 她說：「我交代整個背景，是因為想與詩集一起創造全新的認知。」 當我走過玻璃櫥窗，閱讀Bachmann的文字時，眼簾下分別是一種我一知半解、和一種我完全不懂的語言。這些文字在翻譯、視像、和內心獨白間徘徊。語言在伊芙苓的作品裏往往以這個方式呈現。 表格、瓏驤包照片、以及已經褪色的戰後抽象主義色彩，如同車站般，點綴着Bachmann詩集描繪的路線：從鹿特丹到門興格拉德巴赫，從蛋糕店到好心人的手中，從一個員警局到另一個員警局，從失物招領處的員工到伊芙苓門口，然後再次回到蛋糕店。路上，Bachmann有否悄悄背誦作品，聆聽這些話在不同地方產生了甚麼共鳴呢？
這個充滿張力導覽進行至此，是時候補一補妝了。 我們在兩幅畫前停下，一幅讓人聯想起Mark Rothko式的黃色和灰色懸浮色塊，另一幅是珊瑚色的，它在紅色和橙色之間徘徊不定。我不確定我看到的是對晚期現代主義的影射、德國國旗的淡化版、還僅是一個被放大的眼影盒。在解釋她如何使用黃色時，伊芙苓展示了她的眼影盒。 無論如何，我們也在偽裝。「人們總是問我關於國家身份的問題。但我的藝術這與此無關，我的藝術只是為了美。」伊芙琳挑釁道。在這個恰當的時機，導賞以兩幅畫對顏色的沉思結束。這兩幅畫由脆弱的紙張層層染色而成，它們召喚出一種對話關係，一方面是伊芙琳童年時期的染料和藝術教育，另一方面是控制我們存在的阿波羅神和酒神力量之間的平衡。按照以往作品中的認證標誌，伊芙苓在這些 「眼影證書 」的左上方蓋了許多印章（包括一隻烏龜的）和她的簽名。 伊芙苓「只是為了美」這句話在我腦海中回蕩。 這是每天塗抹眼影的感覺嗎？我也應該開始使用眼影。 只是為了美。
我現在可以出院了，因為我意識到我也是虛構的——或者至少，僅僅是表象。像Gertrude Abercrombie一樣，我開始描繪我想象中的自我。也許，他是一位名叫Anthony的弟弟。也許她是一位妹妹，名叫伊芙苓，或是Eileen、Virginia、Ingeborg、Agnes、Ulises，還有Silvia。 我離開展場，再次踏入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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