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雕塑”

“社会雕塑”，这个由约瑟夫·波依斯于1960年代提出的术语，倡导在情境中而不是在物品中进行艺术鉴赏。依据一个涵盖艺术所有面的模型——涵盖性的，参与性的和多维度的 ——波依斯的概念暗含“艺术不能在它的创作环境以外生效”这样的主张。选择了来自七位生于或工作于澳大利亚的艺术家的部分作品，Anna Schwartz画廊的“社会雕塑”群展采用了 这种在作品、环境和观众之间信息相互交换的策略。

“社会雕塑”在目前不是那么“政治理想主义”，展览策展人Charlotte Day在她的展览集前言中如此宣称，然而这个词“依然很重要地等同一种英雄式的举动。”这是一个有趣的提法，因为参展作品都分别在几个层面上让人觉得在故意反英雄主义。艺术家们使用的是很朴实的创作材料，经常在作品展示上采取任其为之的态度。作品的含义也可以有多重解读——例如号召人们呼应文字指示，称无形的重量和志愿参与艺术家表演——这是为了让普通人参与到作品中来，而不是仅仅当观众。这是一种非传统的英雄主义。

其中一个最有参与性的参展作品也是最小规模的一件作品：一个非常小的屏幕里播放着艺术家Kate Mitchell背着一个生意人一路去上班的录像，这件有持久性的作品叫做“输了一注赌局”(Lost a Bet, 2011).同时可笑又令人不适，这件影像作品拍摄下了一个年轻女人背着一个成年的穿着西装男人的画面，它颠倒了关于女性主义、劳动和“如今怎样才算是一个挣扎中的艺术家”的概念。作品对观众有很强的吸引力——观众越是笑就越是感到不安，而且很快会开始好奇那个回应了Mitchell在报纸上征求艺术合作者启事的作品参加者（或参加者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如果这是一个玩笑，那它是逗谁发笑？如果这不是笑话，那它是不是关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尖酸隐喻？或者比那还要刻薄？它可以既是玩笑又不是玩笑吗？

Lauren Brincat的影像作品“听这个” (video Hear This， 2011)也有类似的压迫感，作品中艺术家独自呆在她柏林的工作室，给她在澳大利亚的母亲打电话。电话是一块块的西瓜——在柏林西瓜是一种昂贵的进口产品——她一边讲话一边切西瓜，吃西瓜，在这个关于思乡的可怜得好笑的表演中在实际上“食言”。这个艺术家还有一些雕塑作品，比如“好桌子” (Good Table，2011)，作品包含一张变成两张餐桌的乒乓桌，上面铺有着玻璃，桌脚是用小铜铃做的。观众只能猜测这个“物品雕塑”的目的。和坐在它旁边的眼镜蛇标本（标本属于艺术家2011的装置作品，“快的和死的” (The Quick and the Dead)）类似,乒乓桌略显笨重而且有些让人疑惑,令人回想起1970年代市郊区生活中不可置否的可疑的“小民族风” 室内装饰风格。这件作品探讨普通和神圣之间的分界——社会雕塑令人愉悦地打破这种界限。

其他参展作品更关注这个画廊本身：它的空间性质，包括重量和体积，它的装潢，例如它的像座和基座。Agatha Gothe-Snape的“文字作品”( Text Work, 2011)引导观众注意到地上的亮黄线盒墙上刺眼的文字,文字指示观众不得越线,不得触碰作品。尽管越过黄线并不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件作品自身却有真正的越界的意味：打破规则的英雄主义。

Laresa Kosloff分别漆上不同颜色的运动跨栏，取名“敏捷训练”( Agility Drill, 2011)。这件作品散布在画廊中央，驱使观众走到它身边或穿过它。这些跨栏伴有一个录像，录像中艺术家帮助一个表演者一只脚、一只脚地，笨拙地跨过这些栏杆，画面有一种静止的画框内的摄影的风格。观众不禁会去思考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这个过程有它自己的障碍和陷阱，同时想到艺术家运动员——接受训练接近成功或走向失败——的概念。

“社会雕塑”带来了一组引人入胜的作品，它们的创作者对“艺术如今的功能”提出疑问。这些作品认同艺术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脱离日常生活的手段，它们是有社会参与性的以及有空间意识的。或许这就是英雄主义的来源——平常生活中脱离俗套的行为，而不是宏大的作者式的手势——也是这次展览的达到的目标。